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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今天的诗歌，它也是美的，它也是灵动的，它也是思想，也能引起读者的某些共鸣，只是尴尬的是，我们记不住，它很难让人对它传达的情景、思想、情趣留下完整的印象，更不要说能记得乃至背出它的词句。我们记不住它朦胧的美，记不住它深邃或是隐秘的思想，记不住它长篇累牍的抒情又抒情。
再说共鸣，试想现在的你，兴致盎然地畅游在当前这大好的春光中，乍暖还寒的春风拂着你的衣衫，情之所至，也许你会来一句“漫脱春衣浣酒红，江南三月最多风”，行至河边，看那依依绿柳，你又会吟出“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路过庭院深深，也许“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又会欣然地从你心里生出……而新诗呢，在这春光中寻找那让人难忘的新诗吧，你期待着那些经典的、美妙的、脍炙人口的句子会自然而然，泉涌而至，脱口而出，结果呢，你失败了，我也失败了，搜肠刮肚找不出一句朗朗上口。
是我们的记忆有问题？还是诗有问题？
诗，高度凝练的语言，丰富的意象，深刻的内涵，优美的韵律，还有，一定的格式，正是这种复杂的统一，让诗成为一种来源于生活，但却显出其阳春白雪之风范的圣品。从《诗经》起，往后几千年，下至庶民百姓，上至天子皇族，人人作诗，人人读诗，于是，诗歌存在于整个社会，诗歌反映了整个社会，几千年的文化精髓融入其中：生活、生产、风土、民俗、战争、政治、亲情爱情、离愁别绪……哪一样不在古典诗词里；对联，警句、格言、座右铭、收藏品……哪一样不出自古典诗词。它将汉语的丰富弹性和音乐美发挥到了极致，它将人民的智慧美和对人生的感悟推广到了极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葡萄美酒月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古人们“吟得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刻苦精神换来的是字字珠玑，满纸生香；换来的是流传千古，永垂不朽。梁启超说：“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它美，读起来让我们精神上得到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我们若还承认美的价值，对于此种文字，便不容轻易抹杀。”
然而，抹杀还是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格律，学习西方诗歌，完全按照自由诗体来写作，崇尚不规整的形式，从文学自身规律来讲，这种整个国内诗歌界对我国诗歌在漫长历史上所凝聚而成的形式方面的高度成就，采取极端蔑视和全盘否定的态度，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发展到后来，规整的诗歌格式倒是变成了落后封建的象征了。中国的诗歌文化，从两言，到四言，到楚辞，到古诗19首，到唐诗宋词元曲，到新诗的出现，这是一个有续的变化，对本邦的优秀文化充分地吸取，对外邦的诗歌韵律充分地认知，才能形成各类诗歌形式兼容并续的美好局面，然而，今天的事实证明，一种对传统文化和外邦文化不充分的认知，对后来的新诗造成了严重的消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
今天，诗歌领域里的两种情况愈演愈烈。一种打着“反文化”、“反逻辑”等冠冕堂皇的口号，“实验”和“创新”着各种流派，他们的新诗良莠难分，真伪莫辨，他们是诗人还是骗子我们不得而知。另一种则更为等而下之，由于新诗没有格律，诗和“非诗”之间没有确定的界限，这就可能为一些根本不知诗为何物的人，也提供了厕身诗坛的一席之地，并且如果他们的前面再加上“先锋”、“前卫”、“另类”等貌似更为进步的定语，就更是使人因为不肯怀疑自己的时尚度而为其摇旗呐喊，于是“非诗人”作的那些“非诗”们，倒是比真正的诗更显得金光耀眼了。
有人开始质疑，诗歌本是“戴着脚镣跳舞”，但是在这个没有神圣与崇高、没有艺术规范与艺术束缚，抛弃一切束缚狂欢劲舞的日子里，诗歌还能够称为诗歌，诗人们还能够称为诗人，和历史上的诗人一样戴着桂冠，享有崇高声誉吗？有！但真的不多了。酒入豪肠/七分化作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至少，我们还能从余光中那里，享受到这样的天成佳句。
佛家有云：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第三重境界的返回，是一种超越之后的重返。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我们现在的诗歌，正所谓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何时能“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恐怕不在朝日之间，然而，大势所趋，且让我们朝日必争吧。
从此，诗人的事业被大众取得，新诗的地位被大众轻视，新诗被开除出文学范畴似乎成了“江流日下，不可遏止”的颓势。
对新诗喊停
文／01060424(南京师范大学)
我看见滥觞于1917的新诗经历了九十年的颠簸，日益穷途末路；我看见二十一世纪的“诗坛”里“厕派”、实验派、“下半身”派和一些后现代主义们猖獗地叫嚣；我看见人类曾经的庄重、美丽、严肃、纯洁的品性被一大片或苍白或妖艳的支离破碎的文字无情地强奸；我看见中国千年文明凝炼的汉语张力和古典韵律被消解。悲哉，新诗！
1917的白话文运动催产了新诗，换而言之，新诗脱胎于白话文。这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并未受到正确的引导。始作俑者的胡适身体力行地倡导“以文为诗”，将白话的粗糙、贫乏等先天缺陷植入新诗的脉络，以致新诗出现高度散文化的急症。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的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胡适《蝴蝶》
高度散文化的诗就此丧失了诗的独立性，成为一种换行书写的文章。另外，白话诗的口语化引发新诗创作中的语言还原，直接导致诗质过于粗糙朴素，缺乏诗歌所因有的韵味和美感。这两个弊病是新诗发展在漫长的岁月里裹足不前的根源。这种不伦不类的Proaw in Ｖｅｒｓｅｙ在“不讲对仗，不讲押韵，抛弃文言”的同时演变成承载“宣扬知识和道德”任务的波普广告词。直到现在，高度散文化的诗具备的一切顽疾已经被一些诗匠奉为雨过圭臬，并被提升到“登峰造极，出神入化”的地步。
看楼下的人走来走去／我写字，画画，无所事事。在举手投足中／又消耗一个下午。——《如此平淡的一日有什么值得我们记录》
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
胡适怎么也不会想到，白话诗的缺憾竟被恶劣地夸大到这种地步。诗由粗糙沦为粗鄙和简陋，由平民化沦为平庸和无聊。至此，诗的灵魂被泯灭殆尽，高雅的操节被鞭笞。由于诗与文难以区分，由于新诗的平民化、浅陋化，一场骇人听闻的“写诗狂潮”汹涌而至。“写诗的人比上厕所的人还多”，“只要会说话，就能吟诗”，甚至可以得出一个更为荒唐的推论：每人一天能写１００首诗，或者更多。全国人民都成了诗人，幸甚至哉？悲甚至哉。从此，诗人的事业被大众取得，新诗的地位被大众轻视，新诗被开除出文学范畴似乎成了“江流日下，不可遏止”的颓势。
固然，在新诗诞生至今的九十年里，人们对新诗的两点缺陷曾做过纠改和弥补。可是，这些不彻底的探索将新诗引向了其他极端，或是迷茫产生。杨振声、周作人、梁实秋等反对胡适的新诗散文化，他们提出“诗以美为主，以个人感受的表情为目的”，甚至“以音调为重而意义为轻”。于是，新诗在追求“美”的过程中实现了语词的丰富化，并部分拾回了一些韵律感。然而，求美的倾向愈演愈烈，终于使形式的精美化和情感的抒发成为了二元悖论。对语言美，音乐美的过分强调，使得新诗创作围绕“诗歌到语言为止”的主题而展开。一种与自己此时此地的存在无关，只涉及自己知识背景和阅读经验的“知识分子写作”使新诗被动地孤立在一个无法立足于艺术的“小我”的位置上。与此同时，对“个人感受的表现”的过分强调，使得部分新诗暴露出作者个人的消极情绪和反自然的价值取向。
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朦胧诗异军突起。新诗的弊病受到激烈的批判，同时，一套全新的理论被反批判阵营设为利器，予以回击。
艰涩，隐晦是朦胧诗的标志。
不会在冬天的寒颤中离开家离开柔和的面孔谁也不会。
这个下垂的黄昏沉寂而贫血像一只暗哑的铜钟飘忽如梦幻。
大野中旋转的树丛后面有被铸成口碑的灵魂来到浑浊的江边。
如梦幻被萧瑟的风贴上僵硬的石壁开始了一次模糊不清的沉沉大睡。
——宋渠，宋伟：《大佛》（节选）
于是，新诗在语言和想象力方面取得巨大突破，同时，其自身成为了一种难以理解的纯内视点的文体。“诗歌到了要诗人亲自解释才能被读懂”的境地。诗歌创作过于个人化，绝缘化。诗人们还搬出“真正的诗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读懂的“的理由。然而，现在的情况似乎是”诗歌除了作者本人是任何人都读不懂的“。诗人在绝对自由地宣泄个人情感时，忽略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思想交流，因此，朦胧诗在被创作出的那一刻，就有了空间和时间的双重局限。读者与作者达不到空间沟通，诗歌就成了”烂在锅里“的败句。诗歌被创作出来后便不归作者个人所有，诗歌的价值只有在其面向社会后才能被评判。然而，朦胧诗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取消了这一通道，诗人肩负的体现新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的使命也就随之瓦解。正是这些弊病，使朦胧诗中的吉光片羽有如空谷足音，几位难得的朦胧派诗人的精神世界也被曲解得面目全非。由于解读的障碍，人们不自觉地视朦胧诗的形式为一种时髦，一种流行的文字游戏，非保值的“玩文学”。
到二十世纪末，新诗遭遇巨大危机。这种危机的来临原因有多种方面。就外在因素而言，散文，小说，影视，音画从不同角度取代了新诗的功能。在信息高速流动的时代，真正的新诗创作速度赶不上信息的淘汰速度。人们尚未有优质的渠道获取新诗。与此同时，高效率的媒体又向人们提供大量的“非诗”。就内在因素而言，新诗以空前的速度丧失对话能力。新诗所流经的各个环节都是无序的，无标志的真空态。诗人的道德危机和理论危机直接导致诗坛的崩盘危机。
我曾经持镰/割取童年/一样的小草——《镰》
嘀滴答答……/弄了老半天，好不容易才挤出/几个不成行的断句——《便池》
……《青年寡妇之歌》
……《伟哥准入中国市场》
刺眼的语言暴力，下流的灰色淫想，充溢着情欲和非理性的边缘化的“垃圾诗”正借助网络和其他渠道强占主流。如果九十年的诗以此种面目示人，如果我们不能趁早叫新诗的这种流向转航，我们就是在丑态百出地掐扼中国千年的诗歌命脉，最后将面临诗河断流。如果结局是这样，我们不如喊停新诗，复兴古典来承接中华的诗歌长河。
王月清：新诗，失韵律之美首当其冲
王月清：南京大学校报编辑部编辑、副编审。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助理、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孙友田：到底该传承些什么
孙友田：著名诗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作协理事，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扬子江诗刊》顾问。有《煤城春早》《煤海短歌》《花雨江南》等十余部诗集。
